第九章:大柱子学说书
章:大柱子学说书
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时候,那时十多岁的大柱子喜欢听大鼓书,跟着大人东庄听到西庄,西庄听到东庄,而且每次都听到散场子为止,只要哪个书场上还有一个人,那这个人一定是大柱子。大柱子当时听书,那简直是走火入魔,饭也不吃,觉也不睡,一天到晚听得咪咪糊糊,甚至睡梦里都在学着说书的呓语。这些,现在的小青年也许不理解,可是那个时代确是实实在在的事情。
上个世纪60至80年代的时候,听大鼓书,虽然不能说是农民的唯一的娱乐方式,但也可以说是一种主要的娱乐方式。能够请得起戏班子的大队生产队毕竟很少。这说大鼓书的比较简单,一个人,有时是两个人,报酬也很少,有钱的生产队唱一场子给个二块三块的,没有钱的,唱一场子给个十斤二十斤粮食,也就行了。更有甚者,有些混穷的说书的,或者是技艺差一点的说书人,什么也不要,给口饭吃就行,所以哪一个生产队都能唱得起。有些比较富裕的人家遇到什么红白喜事,也有请说书的来捧场的。
收清麦子,打清场,除了秋田管理之外,没有其它的活儿干,每个村子都要请说大鼓书的艺人,到村庄上做场子,一部书一说就是十天半个月的,有的甚至要说上一个多月,一本书接着一本书的说。许多人惊讶,那些说大鼓书的人,记性怎么这么好,肚子里怎么这么能够盛货?会看的看门道,不会看的看热闹。实际上这些说书的,所说的书大都是程式化,公式化和格式化,每一个故事,除了故事的人名地名和主要情节的不同,其他大都是大同小异的,特别是那些唱段,在这个故事里是这样,在那个故事里还是这样。例如,观战篇,行军篇,夸美女篇,贬低人篇,都是一样的,因此只有记住个故事的大纲,主要人名和地名,把这些一组合,就能够唱十天半个月,听书的人,大都是听个热闹,也没有谁去认真研究。
那些说大鼓书的艺人,很会抓住人心,一回紧接一回,故事一个套着一个,听得许多孩子入了迷,就像现在好多的孩子迷恋网吧一样。大柱子就是这些迷恋听书的孩子中的一个。一些黄花大闺女,听书听得入了迷,跟着外乡的说大鼓书的艺人跑了的,也大有人在。旮旯村先后就有两个大姑娘,长的十分的抢眼,跟着苏北的说大鼓书的艺人跑掉了。这个村的何半仙曾经说过,“我们旮旯村最美的两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,那两个说书的,三斤半的鸭子,二斤半的嘴,论体力不如大柱子,论智力,不如大黑子,可以说是文不能卖油条,武不能挑水,我们旮旯村那两个姑娘,骨是二郎山的石头做的,肉是桃花坞的桃花做的,那可是足斤足两的美人儿,若是生在东周列国时期,不亚于褒姒,若是生在唐朝,造成安史之乱的恐怕不是杨玉环,这两个姑娘,可惜呀,实在可惜。凭着她们的长相,找个城里吃粮票的,完全没有问题。这两个小子,光屁股跌在大闺女身上,该?走时呀。”通过这个小小的事情,可见说大鼓书的,当时在人们心目中是很有份量的。
农村人对大鼓书的迷恋,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,随着电影的普及和电视的出现,以及各类县乡文艺团体的活跃,人们的娱乐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,人们的娱乐渠道,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倾向,这说大鼓书的才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。
人们对于说书的偏好,在农村持续了好几百年年,可以说从明清市民文学兴起以来,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,说唱文艺一直占领着农村文化市场,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刘兰芳说《杨家将》时候,还是倾倒了全国人民。那时,每当广播里、收音机里到了播送刘兰芳说的《杨家将》、《岳飞传》的时辰,农村的、城里的大喇叭底下,都聚集了好多人,都伸长脖子-->>,聚精会神的听。特别是在农村,每当到了这个时候,可以说是耕者忘其犁,锄者忘其锄。生产队劳动歇息的时间,往往也都安排在这个时候。到了这个时候,如果队长还不安排歇息,那活儿也就没有人干了,大家都拄着锄把子,眼直勾勾的朝村头的大喇叭望着。要是不等刘兰芳说书说到“且听下回分解”时候,就叫社员们干活,那这个队长就是不识时务的,会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。毫不夸张的说,刘兰芳那时候在广播里说评书,就像现在的高考指挥棒一灵验,不亚于现在的人们,对世界杯的迷恋程度。那一阶段的收音机非常畅销,你要问他买收音机干啥?回答要么是听天气预报,要么就是听刘兰芳说大鼓书。当初,儿女们孝敬父母的方式,不是买脑白金,不是买黄金搭档,而是买一台收音机,送给父母听刘兰芳说书 ,可见说书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还是很有魅力的。
大柱子学说书,完全是被生活逼出来了,1963年他的父亲虽然做牢回来了,可是不久*开始,又被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,和地、富、反、右并列成了五类分子。这五类分子在当时就是阶级敌人,是被专政的对象。
就是这样的背景,望子成龙的大柱子爹,他宁可让比较聪明的、已经上了小学三年级的大兰子退学,还是叫笨的不能行的大柱子去上学。
他和大柱子妈共同的的理论:女孩迟早是人家的人,读个一二年级,能够分清男女厕所,到城里能够找到厕所拉屎撒尿,能够认得钱,认得工分就行了,女孩子不做生意,不做买卖的,认得那么字有什么用?那字里也长不出葱花油盐来。
可是有心栽花花不发,这个大柱子实在笨得可以,连上了三个一年级,三年各门功课加起来不到100分,本来上学就晚,又蹲了几年,到第三年一年级的时候,大柱子已经人高马大的了,按照农村人的话说,是个半拉橛子小伙子了,比教他的老师还高,他自己在教室里坐着,也感到丑,又跟不上班,经常逃学,去听大鼓书,鉴于这多种因素,老师把他撵回家。大柱子爹找到学校,“我虽然是个坏分子,可我们家的出身还是贫农,不管怎么说,大柱子也还算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吧,你们怎么把他撵回家去呢?”校长苦笑着说,“实话告诉你,你不要以为这孩子,是因为你头上有个帽子,我们才叫他退学的,这个孩子用孔老夫子的一句话说,叫做“朽木不可雕也,粪土之墙不可涂也。小板凳的料怎么都不能做成大桌子,你还是叫他学点出苦力的手艺吧,让他上学,我看呀,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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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时候,那时十多岁的大柱子喜欢听大鼓书,跟着大人东庄听到西庄,西庄听到东庄,而且每次都听到散场子为止,只要哪个书场上还有一个人,那这个人一定是大柱子。大柱子当时听书,那简直是走火入魔,饭也不吃,觉也不睡,一天到晚听得咪咪糊糊,甚至睡梦里都在学着说书的呓语。这些,现在的小青年也许不理解,可是那个时代确是实实在在的事情。
上个世纪60至80年代的时候,听大鼓书,虽然不能说是农民的唯一的娱乐方式,但也可以说是一种主要的娱乐方式。能够请得起戏班子的大队生产队毕竟很少。这说大鼓书的比较简单,一个人,有时是两个人,报酬也很少,有钱的生产队唱一场子给个二块三块的,没有钱的,唱一场子给个十斤二十斤粮食,也就行了。更有甚者,有些混穷的说书的,或者是技艺差一点的说书人,什么也不要,给口饭吃就行,所以哪一个生产队都能唱得起。有些比较富裕的人家遇到什么红白喜事,也有请说书的来捧场的。
收清麦子,打清场,除了秋田管理之外,没有其它的活儿干,每个村子都要请说大鼓书的艺人,到村庄上做场子,一部书一说就是十天半个月的,有的甚至要说上一个多月,一本书接着一本书的说。许多人惊讶,那些说大鼓书的人,记性怎么这么好,肚子里怎么这么能够盛货?会看的看门道,不会看的看热闹。实际上这些说书的,所说的书大都是程式化,公式化和格式化,每一个故事,除了故事的人名地名和主要情节的不同,其他大都是大同小异的,特别是那些唱段,在这个故事里是这样,在那个故事里还是这样。例如,观战篇,行军篇,夸美女篇,贬低人篇,都是一样的,因此只有记住个故事的大纲,主要人名和地名,把这些一组合,就能够唱十天半个月,听书的人,大都是听个热闹,也没有谁去认真研究。
那些说大鼓书的艺人,很会抓住人心,一回紧接一回,故事一个套着一个,听得许多孩子入了迷,就像现在好多的孩子迷恋网吧一样。大柱子就是这些迷恋听书的孩子中的一个。一些黄花大闺女,听书听得入了迷,跟着外乡的说大鼓书的艺人跑了的,也大有人在。旮旯村先后就有两个大姑娘,长的十分的抢眼,跟着苏北的说大鼓书的艺人跑掉了。这个村的何半仙曾经说过,“我们旮旯村最美的两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,那两个说书的,三斤半的鸭子,二斤半的嘴,论体力不如大柱子,论智力,不如大黑子,可以说是文不能卖油条,武不能挑水,我们旮旯村那两个姑娘,骨是二郎山的石头做的,肉是桃花坞的桃花做的,那可是足斤足两的美人儿,若是生在东周列国时期,不亚于褒姒,若是生在唐朝,造成安史之乱的恐怕不是杨玉环,这两个姑娘,可惜呀,实在可惜。凭着她们的长相,找个城里吃粮票的,完全没有问题。这两个小子,光屁股跌在大闺女身上,该?走时呀。”通过这个小小的事情,可见说大鼓书的,当时在人们心目中是很有份量的。
农村人对大鼓书的迷恋,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,随着电影的普及和电视的出现,以及各类县乡文艺团体的活跃,人们的娱乐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,人们的娱乐渠道,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倾向,这说大鼓书的才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。
人们对于说书的偏好,在农村持续了好几百年年,可以说从明清市民文学兴起以来,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,说唱文艺一直占领着农村文化市场,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刘兰芳说《杨家将》时候,还是倾倒了全国人民。那时,每当广播里、收音机里到了播送刘兰芳说的《杨家将》、《岳飞传》的时辰,农村的、城里的大喇叭底下,都聚集了好多人,都伸长脖子-->>,聚精会神的听。特别是在农村,每当到了这个时候,可以说是耕者忘其犁,锄者忘其锄。生产队劳动歇息的时间,往往也都安排在这个时候。到了这个时候,如果队长还不安排歇息,那活儿也就没有人干了,大家都拄着锄把子,眼直勾勾的朝村头的大喇叭望着。要是不等刘兰芳说书说到“且听下回分解”时候,就叫社员们干活,那这个队长就是不识时务的,会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。毫不夸张的说,刘兰芳那时候在广播里说评书,就像现在的高考指挥棒一灵验,不亚于现在的人们,对世界杯的迷恋程度。那一阶段的收音机非常畅销,你要问他买收音机干啥?回答要么是听天气预报,要么就是听刘兰芳说大鼓书。当初,儿女们孝敬父母的方式,不是买脑白金,不是买黄金搭档,而是买一台收音机,送给父母听刘兰芳说书 ,可见说书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还是很有魅力的。
大柱子学说书,完全是被生活逼出来了,1963年他的父亲虽然做牢回来了,可是不久*开始,又被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,和地、富、反、右并列成了五类分子。这五类分子在当时就是阶级敌人,是被专政的对象。
就是这样的背景,望子成龙的大柱子爹,他宁可让比较聪明的、已经上了小学三年级的大兰子退学,还是叫笨的不能行的大柱子去上学。
他和大柱子妈共同的的理论:女孩迟早是人家的人,读个一二年级,能够分清男女厕所,到城里能够找到厕所拉屎撒尿,能够认得钱,认得工分就行了,女孩子不做生意,不做买卖的,认得那么字有什么用?那字里也长不出葱花油盐来。
可是有心栽花花不发,这个大柱子实在笨得可以,连上了三个一年级,三年各门功课加起来不到100分,本来上学就晚,又蹲了几年,到第三年一年级的时候,大柱子已经人高马大的了,按照农村人的话说,是个半拉橛子小伙子了,比教他的老师还高,他自己在教室里坐着,也感到丑,又跟不上班,经常逃学,去听大鼓书,鉴于这多种因素,老师把他撵回家。大柱子爹找到学校,“我虽然是个坏分子,可我们家的出身还是贫农,不管怎么说,大柱子也还算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吧,你们怎么把他撵回家去呢?”校长苦笑着说,“实话告诉你,你不要以为这孩子,是因为你头上有个帽子,我们才叫他退学的,这个孩子用孔老夫子的一句话说,叫做“朽木不可雕也,粪土之墙不可涂也。小板凳的料怎么都不能做成大桌子,你还是叫他学点出苦力的手艺吧,让他上学,我看呀,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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